陆铭:区域协调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发布时间:2024-08-30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要“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要“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强化国土空间优化发展保障机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区域协调发展本身就是必须追求的战略目标,同时,还要科学地认识和理解区域协调发展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态势,对劳动力总量的增长构成了制约。在投资方面,投资热点不足,一些地区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过快,缺乏后续需求支撑,前期投资无回报,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巨大。面对这一局面,结构性改革是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其中,如果要“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重点之一就是在经济和人口的空间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趋势下,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具体来说,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要通过人口空间再配置效率的提高,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经济产生的负向影响,二是要在土地政策上对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分类施策,促进土地资源的空间再配置。从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举措来看,为这两方面的资源空间再配置指明了方向。

在人口战略方面,从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和配置红利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对于发挥市场规模效应和现代经济的集聚效应非常重要。然而,中国当前正在经历快速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0%。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在低出生率趋势下,最近两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对于备受关注的人口少子化趋势,要结合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有所应对。青年人生育意愿低,短期是因为就业和收入增长受到一些负面影响;中期来看,有教育、住房等养育成本高的原因;而长期来看,少子化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少生优育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后的理性选择。

从政策举措上来说,需要减缓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劳动力总量的负面影响。三中全会提出,“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同时,“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在教育方面,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适时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为建设人力资本大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除了上述改革之外,三中全会还提出,要“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这一改革方向意义重大。虽然从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两个总量指标来看,人口的数量红利已经消失了,但在空间分布和结构转型的调整中,对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城镇人口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仍然是正增长的。2010年-2022年间,城镇人口从66978万增长到92071万,增长37.5%,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从48174万增长到55688万,增长15.6%。面向未来,通过人口的空间再配置,在个体层面可以促进就业、提升收入,而从宏观上来说,可以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优化人力资源的空间配置,助力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城乡间人均收入差距仍有2.4倍。在最发达地区和最欠发达地区间,人均GDP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分别为4.23倍和3.42倍。加快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能够通过城镇化所释放的红利,保持制造业和服务业总量劳动就业持续正增长。不仅如此,在劳动力越来越充分地跨地区流动过程中,地区间、城乡间、沿海内陆间、南北间、各省内部城市间均出现了人均GDP差距逐步缩小的态势。所以说,一定要解放思想,不能认为经济和人口的集聚会带来地区间差距扩大,实际上,经济和人口的同步集聚有利于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和地区间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面向未来,要进一步顺应人口持续从小城镇向大城市及周边地区集中的趋势,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不同学历和技能水平的人口之间形成“技能互补”,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体现。因此,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